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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晓风:种种有情,种种有爱

点击关注☛ 当代作家 2021-12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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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喜欢写小传,因为,我并不在那里面,再怎么写,也只能写出一部分的我。



         一


我出生在浙江金华一个叫白龙桥的地方,这地方我一岁离开后就没有再去过,但对它颇有好感。它有两件事令我着迷:其一是李清照住过此地;其二是它产一种美味的坚果,叫香榧子。


我出生的年份是一九四一年,日子是三月二十九日。对这个生日,我也颇感自豪,因为这一天在台湾正逢节日,所以年年放假,令人有普天同庆的错觉。成年以后偶然发现这一天的前一日刚好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忌日,她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离家去自杀的,几周后才被发现,算来也就是4月吧!


有幸在时间上和弗吉尼亚·伍尔芙擦肩而过的我,有幸在李清照晚年小居的地方出生的我,能对自己期许多一点吗?


          二


父亲叫张家闲,几代以来住在徐州东南乡二陈集,但在这以前,他们是从安徽小张庄搬去的,小张庄在1990年前后一度被联合国选为模范村。


母亲叫谢庆欧,安徽灵璧县人(但她自小住在双沟镇上),据说灵璧的钟馗像最灵。她是谢玄这一支传下的后人,这几年一直想回乡找家谱。家谱用三个大樟木箱装着,在日本人占领时期,因藏在壁中,得避一劫,不料五十年后却遭焚毁。一九九七年,母亲和我赴山东胶南(如今的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),想打听一个叫喜鹊窝的地方,那里有个解家村(谢、解同源,解姓是因避祸而改的姓),她听她父亲说,几百年前,他们是从喜鹊窝搬过去的。


我们在胶南什么也找不着,姓解的人倒碰上几个。仲秋时节,有位解姓女子,家有一株柿子树,柿叶和柿子竞红。她强拉我们坐下,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好柿子不是“吃”的,而是“喝”的,连喝了两个柿子,不能忘记那艳红香馥的流霞。


家谱是找不到了,胶南之行后意外地拎着一包带壳的落花生回来,是解姓女子送的。吃完了花生,我把花生壳送去照相馆,用拷贝的方法制成了两个书签,就姑且用它记忆那光荣的姓氏吧!


           三


我出身于中文系,受“国故派”的国学教育,看起来眼见就会跟写作绝缘了。当年,在我之前,写作几乎是外文系的专利,不料在我之后,情况完全改观,中文系成了写作的主力。我大概算是个“玩阴”的改革分子,当年教授不许我们写白话文,我就乖乖地写文言文,就作旧诗,就填词,就度曲。谁怕谁啊,多读点旧文学怕什么,艺多不压身。那些玩意儿日后都成了我的新资源,都为我所用。


         四


在台湾,有三个重要的文学大奖,中山文艺奖、台湾文艺奖、吴三连文学奖,前两项是官方的,后一项是民间的,我分别于一九六七年、一九八〇年和一九九七年获得。我的丈夫笑我有“得奖的习惯”。


但我真正难忘的却是《幼狮文艺》所颁给我的一项散文首奖。


台湾刚“解严”的时候,有位美国电视记者来访问作家的反应,不知怎么找上我,他问我“解严”了,是否写作上比较自由了?我说没有,我写作一向自由,如果有麻烦,那是编者的麻烦,我自己从来不麻烦。


唯一出事的是有次有个剧本遭禁演,剧本叫《自烹》,写的是易牙烹子献齐桓公的故事(此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在上海演出),也不知那些天才审核员是怎样想的,他们大概认为这种昏君佞臣的戏少碰为妙,出了事他们准丢官。其实身为编剧,我对讽刺时政毫无兴趣,我想写的只是人性。


据说我的另外一出戏《和氏璧》在北京演出时,座中也有人泣下,因为卞和两度献璧、两度被刖足,刚好让观众产生共鸣。其实,天知道,我写戏的时候哪里会想到这许多,我写的是春秋时代的酒杯啊!


          五


我写杂文,是自己和别人都始料未及的事。躲在笔名背后喜怒笑骂真是十分快乐。有时听友人猜测报上新冒出来的这位可叵是何许人也,不免十分得意。


龙应台的《野火集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的确有燎原功能,不过在《野火集》之前,我以桑科和可叵为笔名,用插科打诨的方式对威权进行挑战,算是一种闷烧吧!


          六


我的职业是教书,我不打算以写作为职,想象中如果为了疗饥而去煮字真是凄惨。


我教两所学校,阳明大学和东吴大学。前者是所医科大学,后者是我的母校。我在阳明属于“通识教育中心”,在东吴属于中文系。


我的另一项职业是家庭主妇,生儿育女占掉我生命中最精华的岁月。如今他们一个在美国西岸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读化学,一个在美国东岸纽约大学攻文学,我则是每周末从长途电话中坐听“美国西岸与东岸汇报”的骄傲母亲。(这篇文章是十几年前写的,现况是,他们皆已得到学位回台就业了。)


我的丈夫叫林治平,湖南人,是我东吴大学的同学。他后来考入政大外交研究所,他的同学因职务关系分布在全球,但他还是选择了在中原大学教书,并且义务性地办了一份杂志。杂志迄今持续了四十多年,也难为他了。


         七


最近很流行一个名词叫“生涯规划”,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道理,无非每隔几年换个名词唬人罢了!人生的事,其实只能走着瞧,像以下几件事,就完全不在我的规划掌控中:


1.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;

2.我生为女子;

3.我生为黄肤黑发的中国人;

4.我因命运安排在台湾长大。


至于未来,我想也一样充满变数,我对命运采取不抵抗主义,反正,它也不曾对我太坏。我不知道,我将来会写什么,一切随缘吧!如果万一我知道我要写什么呢?知道了也不告诉你,哪儿有酿酒之人在酒酿好之前就频频掀盖子示人的道理?


我唯一知道的是,我会跨步而行,或直奔,或趑趄,或彳亍,或一步一踬,或小伫观望,但至终,我还是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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